王煜全：2023，4大重点赛道！
口 述：王煜全 全球科技创新产业专家、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
采 编：夏昆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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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科技误解，亟待转变
科技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这是我一直强调的观点。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今天也都十分清晰地感受到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巨大进步。
但关于科技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多人还存在3个比较大的误解，这是需要我们及时认清的。
首先，科和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英文里也分别对应两个单词——science和technology。
科，强调的是底层的科学原理。技，指的则是对科学原理的广泛应用。
我们常说科技进步，实际上是指科学原理广泛应用带来的进步，如果只有原理而没有应用，那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或者说，科学是技术的一个支持方，因为今天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水平了，如果没有科学原理的突破，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就难以攻克。
所以，准确点来讲，科技其实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
科学为技术提供原理支持，然后通过技术把科学原理转变为人人都能获益的产品，两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除了概念层面外，我们对科技的另一个误解是，把科学的突破和技术的突破混为一谈。觉得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是一回事，或者科学的突破必然会引发技术的突破，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突破具有阶段性和偶然性，是一个原理一个原理突破的，有可能一个原理突破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新的突破，各项突破之间也没有特别强的必然关联。
而技术的突破是需要积累的，它需要一个性能调优的阶段。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先进技术，它们在最初阶段时往往是不如旧技术的，经过不断优化和改良后，才逐渐显现出了优势。
比如电动车，最初的续航只有100公里左右，和燃油车比差远了，显然称不上是一个先进技术。
但经过这些年的技术积累和突破后，我们看到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已经能达到1000公里的续航，这个时候再作对比，传统燃油车的优势就大大减弱了。
第三，科学强调的是单项领先，而技术则注重综合与多元。
比如，如果要设计一款电池，从科学层面来看，首要目标就是把电池的能量密度做到最高。但从技术层面来看，只考虑能量密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考虑它的安全性、充放电系统以及重量比等。
因为要想使用电池，或者把它卖出去，就必须把这个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环节都考虑进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导致这款电池的失败。当科变成技的时候，衡量维度一定会更加多元。
我们今天都在使用的手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手机作为一个技术产品，它是N多项技术以及多家公司一起努力的成果，不是说谁屏幕做得好、待机时间长或者计算能力强就能做出手机了，它是各项技术综合起来的产物。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科是单项领先，技是多项综合；科是原理突破，技是性能调优，使得原理价值最大化，从而把原理的领先性放大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今天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进步，其实越来越离不开这些科技企业家的重要作用。
英文有句老话，把发明先进科技的人称为rocket scientist，意思是研究火箭的科学家，是很牛的一群人。
马斯克就站出来说，根本没有rocket scientist这么一说，火箭能成功做出来，核心在于rocket engineer，没有火箭科学家，只有火箭工程师。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经典。
还是以电动车为例，锂电池的发明者很伟大，没有锂电池的发明就没有电动车后来的故事。
但真正把锂电池的性能应用到汽车上，最终让电动车代替燃油车，让整个社会因此受益的，其实是马斯克和特斯拉，而不是锂电池的发明者。
所以，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不是工人、不是科学家，而是科技企业家。是他们将先进科技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科技繁荣，离不开这2个字
关于科技，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形成一个科技繁荣的局面，就必须构建起一个创新生态，着眼于整个科技面，而不是单单解决某一个点的问题。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深刻领悟2个字——协作。
这背后有2个大逻辑：
第一，今天的科技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几乎没有哪家企业可以凭一己之力，通过单打独斗拿下整条科技产业链。
比如这几年我们常提到的荷兰半导体公司阿斯麦，早在上世纪90年代，阿斯麦就开始了光刻机的研发工作，但高昂的研发费用让它一度陷入倒闭的边缘。
后来，它的大客户三星、台积电和英特尔给它投了50多亿欧元，积极支持阿斯麦光刻机的协同研发和生产。在它们的支持下，阿斯麦也在2010年成功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极紫外线光刻机。
苹果手机也是一样，不是说苹果公司生产了全球的苹果手机，它背后有着上百家“果链”企业为它提供传感器、屏幕和量产上的支持，这才有了今天的苹果手机。
第二，在全球科技产业中，我们其实很难再维持单项替代的角色了，留给我们的替代空间，正变得愈发狭窄。
需要清楚的一点是，在全球科技产业生态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在早期是没有参与到其中的。
所以，当我们在敞开国门、融入世界的初期阶段时，我们的科技企业基本上秉持的都是单项替代原则。
比如，你的轮胎好，我就造一个更好的轮胎，你的玻璃好，我就造一个更好的玻璃，通过某一款性能优异的产品来把原有的替代掉。
最开始，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假设一个产业生态中有30个环节，中国能够优化其中的一两个环节，对整个产业也是有帮助的。
但问题是，这个逻辑有它的临界点。
当别人发现，整个产业链的30个环节中，有29个你都会做了，那他们一定是会反击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单项替代了，而是拥有替代掉整个产业的能力，这就让对方感受到了威胁。
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反击空间和手段会让我们很受伤。
比如汽车产业里，我们虽然有更好的玻璃，但这不是汽车的核心，芯片才是。
可芯片产业的生态最初是他们搭建起来的，我们并不在其中，所以当他们用芯片来反击我们时，我们就很难靠玻璃来招架。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科技企业从最初的广受欢迎到如今不停地和他们打官司，核心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当别人不欢迎我们时，当单项替代这条路行不通时，我们的科技又该走向何方？
目前来看，一个突围的大方向是培养起我们自己的创新生态。就是扶植一批我们自己的新科技企业，它们之间通过长期协作，最终在整个产业里形成独特优势。
这方面，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创新生态的新“木桶理论”。
我们都知道，老“木桶理论”强调的是不能有短板，只有各个木板都足够长，木桶才能装更多的水。
但从创新生态的培养上来看，这一理论其实不适用的。
因为生态的培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它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那些新科技刚刚诞生时，它们更像是一块块短板。
创新生态的“木桶理论”就是一堆短板凑到了一起，它们相互之间有明确的定位和协作关系。在长期协作中，一方面使整个产业成熟起来，另一方面在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长板，最终强强联手，把木桶做大。
一句话，一堆长板拼不出创新生态，我们得去培养一批短板，让它们慢慢长大，最终形成创新生态的大木桶。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必然规律。
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一规律，不能从一开始就扶植短板，培养起一批属于我们自己的科技企业，我们的科技就很突破其他国家的限制和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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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维，
掣肘了创新生态的形成
具体来看，这个创新生态到底该怎么落地呢？我认为就在于做好2件事。
第一件事，找准具有弯道超车机会的前沿科技，在这些科技生态里做重点布局。
科技产业最大的亮点就是充满变数。引发产业变革的新技术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产业一旦变革就会出现弯道，有弯道就有超车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下一个弯道在哪。
而没有弯道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蜇伏，不要一味地在别人的优势领域里展开竞争。
比如我们的芯片产业，每年都是成百上千亿地往里砸钱，砸钱我是同意的，研发芯片不可能不砸钱。
但是这个钱要砸到新的领域中去，比如砸在人工智能芯片和系统级芯片上，不要再砸CPU了，单芯片竞争时代我们已经没机会超车了，这是需要我们明确的一点。
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电动车产业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
电动车其实就是一系列智能电子设备的组合，我们之前积累了大量的手机制造经验，所以电子产业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大量手机相关的配套技术，包括配套产品的提供商转移到了电动车产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产业链。
之前是别人先形成了某一产业，然后我们想着去替代，但电动车不是，美国目前也没有完善，反而是中国做得比较完善。
这样一种思路就很值得科技产业借鉴。我们可以切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中，然后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做一个行业领先者而非替代者。
第二件事，转变试点和单兵作战的打法，注重协作，掌握生态培养型的新打法。
过去很长时间，在变革方面我们有一个金科玉律，叫摸着石头过河，或者叫搞试点。就是一个地方的某项举措如果行得通，大家就都去学。
最典型例子的就是我们从各类开发区的建设中学习到了招商引资的做法，后来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在讲要把招商引资摆在重要位置上。
但这是上一个时代的经验，那个时候，你学了某地的经验，再配合上自己的优势条件，比如更低的成本、更多的劳动力等，可能就会追上甚至赶超对方。
但今天，尤其是在扶植产业生态上，如果还用这套打法，想着学到经验然后替代掉对方，我认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苏州这些年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打造起了千亿级的生物制药产业，按理说当地政府应该为此而高兴，但我之前去苏州考察，当地的政府人员却讲了很多苦衷。
他们说，像当年学习深圳经验一样，很多地方看到苏州搞生物医药搞得很好，就想去苏州取经，可它们的取经方式却让苏州感到很难受。
一些地方直接派人来苏州“挖墙脚”。他们和苏州当地的生物制药企业说，你直接来我这吧，我给你更多的优惠，比如减免税收和土地租金等，一些企业就这样被挖走了，这对苏州来说是很大的一件麻烦事。
因为它好不容易才培养起了一个生态，这些生物制药企业就是“木桶理论”中的一个个短板。
如果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这些短板会慢慢长大，彼此间也会形成合力，将生物制药产业做大，做出领先优势来。结果你挖一个，他挖一个，当这些短板都被挖走后，整个生态也就崩塌掉了。
包括各地之间的相互模仿、相互复制，也很容易变成相互破坏，极大地浪费了资金和效率。
像我们之前去过的一些很小的城市，可能是看到了一些大城市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得好，也纷纷在当地搞起了人工智能产业园。
但问题是，人工智能成本这么高，谁会来小城市投资呢？既没有人才，也没有同行，这些科技企业来了连个交流的人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发展呢？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各地互相模仿、互相追捧，都在搞时髦的东西，却都搞得毫无特色，造成了极大浪费。
我们的一些科技企业也是一样，好像都很喜欢单打独斗。
比如在芯片上，有大厂就声称芯片的设计、研发和制造能力自己都具备，恨不得自己形成一个产业链，把别人甩得远远的。
可芯片这么复杂的一个产业，怎么可能由你一家公司就能完成呢？当然，我非常能理解它是怎么形成这种心态的。
目前，中国在芯片产业上已经投入了千万亿的资金，政府给了芯片产业很多支持。但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申请资金时，需要一家家企业来申报，一些规模比较大的芯片企业更容易拿到政府的钱。
拿到钱后，它的心态就变了，觉得钱是我拿来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和别人合作，合作了还得考虑你的感受，还得和你协调，不如我自己单干，既省事儿，赚了钱还是我自己的。
这就是典型的单打独斗思维。
还是那句话，没有一个创新生态是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做起来的。从西方国家来看，也都是一群企业在多年的协作下共同发展起来的。这种思维再不转变，会对我国创新生态的形成造成很大掣肘。
同时，政府也要从中总结一定的教训，不要好心办坏事，砸的钱要引导大家相互协作，而不是各自独立。
比如，可以从对单个企业的扶植转变为对整个产业生态的支持；在资金发放上，更倾向于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一些大的订单，可以给到几家企业，让他们共同来完成。
当然，回看过去这40年，政府所创造的价值也是巨大，尤其是在对科技进步的长期投入和支持上，只有政府能做到不计短期回报，为整个社会谋利。
中国很多产业的发展与政府的长期扶植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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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在高校和企业头上的“三把剑”
在科技创新上，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把高校这个创新源头更好地运用起来。
这么多年下来，科技已经进化到没有足够研究支持就做不出来的程度了，几乎所有的科研成果都是系出名门，所谓的民间科学家基本绝迹，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成为创新的最大源头。
但这其中的问题是，如何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
高校不是企业，没办法直接投身到市场里，学生由于缺少社会阅历，创业成功的几率也很低，而科技企业又无法第一时间得知高校的创新成果和进度，几者之间一直存在比较大的矛盾。
这些问题，美国是通过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来解决的。
《拜杜法案》规定，由高校创造出的科研成果，它的专利所有权就属于高校，但高校可以向企业授予专利的独家商业权益。
也就是说，科学的部分由高校来完成，技术的部分则交给科技企业家来做。高校把专利转让给企业，等产品上市了，双方再按照约定的比例分钱，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共赢。
所以这40年下来，美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技创新链条：
先由科学家完成第一棒，即科学原理的突破，然后再交棒给科技企业家们，由他们来实现产品化，最后按约定获取收益，于是便有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科技创新的道路也越走越宽。
但遗憾的是，从中国来看，我们的科技企业与高校之间的这条合作道路，目前还没有走得很通顺。
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悬在双方头上的“三把剑”：
第一把剑，高校意愿不强。
长期以来，我们提倡和鼓励的是高校教师和学生创业，即便这两类人不是最合适的创业人选。
但在这样的提倡和鼓励之下，高校就容易形成敝帚自珍的心态，觉得这是我的成果，为什么要给你呢？我要自己干，虽然最后往往干不成。
这与美国高校的态度截然相反，美国高校是因为将科研成果给了创业者而得到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所以他们愿意和企业家谈合作。
而我们过去很少有这样的经历，高校没有得到过来自企业的钱，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分享自己的成果了。
第二把剑，机制不支持。
美国《拜杜法案》的核心是确立了高校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发明专利归属高校，但商业价值要分给企业一大部分，不然就成了企业为高校做嫁衣了。
但这个方案在中国很难行得通。
因为我们的很多高校内部都成立了知识产权转让办，虽然也是在鼓励转让知识产权，却常常把转让费用定得非常高，很多创业者根本承受不了。这与我们还没有形成科技企业家这一阶层有着很大关系。
我们的科技创业者数量还不够多，没有建立起这一阶层的信用，也不懂得怎么跟高校谈合作。所以高校普遍对事后分钱这件事没信心，不知道谁能合作、谁不能合作，担心最后收不回来钱，那干脆卖个高价得了，我也不琢磨以后能分多少钱了。
第三，担心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
美国高校有着很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先进科技的转让成本，价格定得非常低也没问题。
但我们的高校归国家管理，如果一个高校以非常低的价格把一项专利卖个某个小企业，这个学校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非议。
比如你为什么卖给一个不知名的小企业而不卖给大企业？你是不收回扣了？你这难道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
所以，我国科技部虽然也颁布了类似于《拜杜法案》的规则，鼓励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但实际效果却并没有那么理想。
我在投资的过程中，就观察到了很多令人痛心的现象：
有的技术申请成专利后，产业界不了解，五六年都没有转让出去，高校就没有继续缴纳专利费用，导致专利失效；
有的技术明明有很好的商业前景，却因为迟迟未能被产业界看见，没赶上科技潮流；
还有的技术，教授坚持由自己或者博士生做商业转化，但没有好的经理人，研发停滞不前，把融资得来的钱耗完后，公司就倒闭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何解决这“三把剑”的难题，值得政府、高校和每一位科技创业者深思。
从1到100，
尽管我们在科技创新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我觉得也没必要妄自菲薄，中国其实有着一个巨大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优势，那就是我们的量产能力。
彼得·蒂尔写过一本书，叫《从0到1》，一时间风靡全球。人人都在讲从0到1很重要，而从1到100则是简单复制，相对来说更容易。
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些人的想当然。
事实上，从1到100有着很大的学问，只是它不能以专利的形式展现在大家眼前，所以人们不容易看到，但这个过程中积累的技术经验和量产化能力，其实是中国的核心优势。
举个例子，苹果手机从0到1做出来了，但它要想卖到全球各地，就必须实现量产化，而且必须是一步到位的量产化。
有谁见过苹果先生产1000台手机进行测试，优化之后再生产10000台，看看还有没有不足的地方，然后再生产百万台、千万台。
这是不可能的，必须一步到位进行量产，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苹果一点点做性能调优。
那么谁帮苹果做这件事呢，是富士康，富士康在中国的5000多名工程师就是帮苹果解决量产问题的。
新的iPhone出来后，这些工程师会去对每个重要的元器件做重新调整，使之能够适应量产。这个过程中富士康也逐渐积累起了雄厚的技术经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十几年前，富士康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比亚迪，比亚迪现在是电动车行业的佼佼者，它也曾是优秀的手机代工生产企业。
当初它在和富士康竞争苹果订单时，富士康险胜，比亚迪惜败。而富士康正是因为做了苹果手机的代工，从2007年生产的第一部iPhone到现在，每一代的更新中，都将更多技术沉淀在自己的生产上，才成为了世界第一的手机代工厂。
另一方面，当富士康生产其他品牌的手机时，也会用到这些先进技术和经验。这就意味着，富士康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制造竞争能力，还提高了整个手机产业的水平。
目前来看，能做好量产这件事的只有中国。
因为系统制造能力不是一个可以搬来搬去、随时迁移的能力，它是一种越来越好的能力，需要的经验门槛很高。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通过代工，在量产上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这种大规模的制造能力不是别人能轻易学会或者拿走的。
在科技领域，中国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我们有一种甘当“小白鼠”的精神。
技术最终是要为人服务的，但问题是很多技术最初是不成熟的，要想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就得有人先试用和体验这些技术，然后把需要改进的地方反馈给技术方，他们继续进行完善。
我再举个典型的例子，酒店机器人。
中国酒店机器人的规模是美国的10倍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美国酒店不愿意与科技公司合作。在他们看来，你卖给我的这个机器，必须是一个完善的产品，不能有服务上的缺陷，做不到的话你就走吧。
而中国客户的包容性就特别强，他们很愿意尝试新技术在自己企业落地，哪怕最初会有一些小问题。
中国有家叫云迹的企业，也是做酒店机器人的，云迹就与很多酒店签了长期协议，通过酒店客户的不断反馈，完善了自己的服务体系。
比如，酒店机器人最开始是不会说话的，大晚上在走廊里突然冒出来很容易吓到人。酒店方面就和云迹说，能不能让机器人发出点声音，提醒一下大家它要过来了。
后来云迹就给机器人安装了语音程序，所以我们现在住酒店，远远地就能听见这些酒店机器人说着话走来，像请你照顾我、不要挡我的路，等等。
这样一来，顾客既知道了有机器人要过来了，不用被吓一跳，也会觉得这东西挺可爱的，愿意接受机器人的服务，体验就上了一个层次。
这就是与客户一起磨合、一起来完善出来的服务。我们的企业愿意当“小白鼠”，愿意帮科技企业来完善产品，等产品完善后，我们就可以把成功经验复制到全世界。
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技术创新不够强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在应用创新上下功夫，因为创新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让技术有用武之地，这方面我们是有机会反超的。
尤其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基本结构都差不多，谁能最早将算法和各行业结合，通过行业数据来训练和完善算法，然后在行业的特定应用里形成优势，谁就能提前胜出。
2023，4大重点赛道！
再讲讲我对2023年的看法以及自己在一些事情上的感受。
2023年，如果说最大的机遇是什么？我觉得就5个字——服务规模化。
我们知道，一种服务，做的人多了就会变成一个职业，而服务规模化就是去寻找那些能被人工智能替代或者能通过人工智能提升效率的职业，你能替代的越多，你的价值就越大。
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智能客服了，这些智能客服可以回复很多问题。一个大企业过去可能需要上百个客服，但在智能客服的辅助下，今天可能十几个人就够了。人工智能给这些企业带来的价值显而易见。
当然，一些职业目前还无法做到完全替代，比如卡车司机。但我们看到，特斯拉就发明了带有自动驾驶功能的Semi卡车，提升了这一职业的效率。
Semi卡车能够做到让两辆车跟随在第一辆车的后面，这样一来，一个司机就能同时驾驶3辆卡车了，大大节省了货运成本。
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就要去想身边有哪些服务是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或者改善的。
这方面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通过机器人来代替公司前台。
中国有几千万家企业，至少有上百万个前台，对这百万前台来说，他们的成就感其实并不高，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
像销售可以做到销售经理、销售总监、销售总裁，甚至公司合伙人，但你听说过有前台经理、前台总监、前台总裁的吗？
而且他们做的事情也都比较简单，那你就可以想想，我能不能做一个机器人来干前台的工作。一旦成功，你至少会有上百万家企业的订单，这其中的机遇还是很值得把握的。
具体来看，我们观察到，2023年，这4大重点赛道非常有前景、值得重点关注，分别是：自动驾驶、人工智能、VR和生物制药。
最后，我想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到底身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当中。
这几年，内外压力下，很多都人说自己没信心了，觉得这个时代太糟糕了，好像什么事都很难做。
但大家可以回想下，4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很多人甚至要冒着进监狱的风险来做一些事情，但后来我们不也都挺过来了吗。
我认为，一个时代糟不糟糕，不是由这个时代好不好来定义的，而是由这个时代还有没有机会来定义的。
我们这个时代有机会吗？至少从科技领域来看，我认为有着大把的机会。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科技的展开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正在各行各业广泛应用，创业者们能从中发现和创造各种机会。
1945年后，美国的工业革命进入到展开期，形成了一套规模化的生产和销售的系统，随后便迎来了长达30年的黄金增长期。
而未来，随着数字科技的展开，我认为中国也将经历下一个30年的黄金增长期。我们每个人这辈子可能也就经历这一次了，但这个黄金增长目前还没开始，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头经历到尾。
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未来30年，我们即将开启下一个人类高速增长的序幕。
当然，必须要牢记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果今天一味地抱怨环境不好，什么都不去做，那等到黄金期来临时，同样会一无所获。
过去，我们的股市、房地产曾成就了一批富翁，大家觉得他们非常幸运。但别忘了，他们是因为买了股票、买了房子才有了后来的幸运。
今天也是一样，科技会推动社会高速向前发展，这个进程中会诞生一个又一个机遇。但抓住机遇的前提是，你必须要介入，要从中布局，而不是一直在那等靠要。
所以，一个时代好与坏，要看这个时代还有没有机会播种，而不是看这个时代有没有机会收获。
于企业家们而言，我觉得可能也要更多地想一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其实是时代的产物，就是天上掉馅饼了，正好砸在了你的头上。当然，企业经营也是需要运气的，这种时代给予的机遇，也应该被承认。
但真正优秀的企业家，我认为一定是有远见的人，是能看懂未来的人，是能自己造雨而不是等着下雨的人。
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过去我们可能只能跟着别人学习，人家播种，我们去分一杯羹。但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成为前沿生态的引领者，可以拍着胸脯说，因为我们的推动，前沿科技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
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家们还是要把责任承担起来，在一些事情上，想得更远一点、更深一点、更复杂一点。
每个普通人也是一样，不要总想着自己哪天就要被机器替代了，整日忧心忡忡，为什么不反过来想这件事呢？
比如，我这份工作能不能由机器人来帮我干，在机器人的帮助下，我一个人可能就会做了成百上千人的活，这就是创业机会啊，为什么一定要当成危机来看呢。
在这样一个科技大爆发的时代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积极地拥抱科技，尝试使用科技，然后积累起自己的经验，再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此一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
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我们相信科技的力量，敢于投身其中，播下那颗希望的种子，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
文章来源：王煜全 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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