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将迎来更大创新空间
【EFEC导读】本文认为，在促进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应积极构建支持金融科技与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协调机制，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的定位和目标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相容的机制，从而避免内部竞争造成的阻碍。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也加速了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这其中既包含顺应趋势的变革，也有过渡期不成熟的尝试。疫情结束后，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金融科技将迎来更多创新空间。本文认为，在促进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应积极构建支持金融科技与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协调机制，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的定位和目标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相容的机制，从而避免内部竞争造成的阻碍。
壹
金融科技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从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到金融数字化的变革历程看，其本质是通过金融业的“基因优化”全面改善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从供给侧看，技术快速迭代、市场竞争加剧、监管思路转变，共同推动了金融数字化进程；而从需求侧看，当数字化引起产业与分工模式、企业与消费者偏好发生重大变化时，与之相应的金融服务也必然因需求而变。客观来看，技术演进深刻地改变着金融运行的模式，整个现代金融业历程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
20世纪60年代半导体、微处理器的发展，伴随着电子数据替代人工记账，信用卡产业逐渐开始腾飞；70年代的中央处理机，带来系统批量处理和整夜连续运作，促使SWIFT等金融通信服务快速发展；80年代的终端机、个人电脑，推动银行业务远程化和自动化，进而ATM机不断普及；90年代的局域网、因特网，先是开启数据中心、公司内网时代，进而实现数据全球共享、推动跨国机构发展；21世纪初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创建了手机数据及客户互动的新载体，推动了数字银行变革；近10年来的移动设备普及，促使移动支付、移动银行随之而来；最近几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迭代，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日益复杂，二者叠加迸发出巨大生命力。
由此看，当前金融数字化转型正面临重要历史转折点，我们既要避免重蹈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覆辙，又需直面机遇和挑战，在2019年央行“金融科技三年规划”的引领下，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健康、持续地发展。
贰
“抗疫”驱动金融科技创新探索
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也对开放金融的服务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综合来看，未来经济金融体系或许呈现几方面的变革趋势。
一是在疫情之下，我国从经济、社会、金融层面，更加重视数据信息的优化、标准化；运用大数据方法解决信息不对称，为数字化时代奠定重要的生产要素积累。二是疫情的压力给客户端带来了新的冲击与影响，催生了一批积极拥抱数字经济的新客户，值得我们未来继续关注。三是金融业机构在疫情压力下，更加重视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拥抱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线上化、移动化、智能化。四是科技助力金融更好地服务受疫情影响的实体企业，在特殊环境下经受了实战考验。五是从经济社会层面来说，新技术难以“单兵突进”，离不开制度规则、文化伦理等方面。
进一步聚焦金融业在“抗疫”过程中的数字化探索，可以看到既有顺应长期趋势的变革，也有过渡期的不成熟尝试，还有需理性看待、避免夸大的地方。
一是“抗疫”促使非接触、零接触的金融服务受到高度重视，尤其对金融机构供给和客户需求两端带来深远影响。在疫情影响下，原有对线上服务偏好较低的客户，如个人客户的中老年、部分高净值人群，以及众多企业客户，都对数字化、非接触金融服务变得更加适应。
二是针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有所提升。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数字信贷发展水平每增长1%，疫情对经营的冲击将减少2.57%。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突破技术瓶颈，发展数字信贷，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力有望降低。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仅靠融资能够解决，金融科技在其中也“独木难支”，更需多方着力和政策配合。
三是加强了金融服务供给的多渠道、多视角协同。过去金融机构纷纷着眼金融科技，但大量是“跑马圈地”和低效布局，不同部门、渠道缺乏协同。而在疫情的压力下，面向客户的多元服务的协同能力也遭受了考验，促使金融机构真正实现转变。
四是更重视B端的金融业务，尤其是基于供应链、贸易链、产业链的产融结合式创新。多数金融机构都努力运用大数据和新技术来缓解原有“短板”,并且积极进行平台模式的合作，寻找B端最佳场景。当然，也有一些“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以供应链金融为例，有许多难点并非仅靠数字化、线上化就能解决。
五是全新的风控压力。对许多线上业务与金融科技积累较少的银行来说，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而当金融机构试图服务那些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传统行业时，金融科技也变得“束手束脚”。
六是金融机构自身的数字化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地开发线上产品，而是对金融机构战略管理、经营文化的全面革新，以及内部治理、组织架构、人才能力的再造。
七是非融资性服务加快拥抱新技术，包括B端支付服务、风险管理、投资与财富管理等。
叁
监管与机制着眼长远
在“抗疫”过程中，监管部门也有一系列重要举措，有效提升了“非接触式金融服务”的动力与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短期与中长期挑战。
例如，2月1日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确保全国范围内支付清算通畅运行，加大电子支付服务保障力度；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采用远程视频、电话等方式办理商户准入审核和日常巡检，通过交易监测强化风险防控。
再如，《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要积极推广线上业务，强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务。在政策支持和现实压力下，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最近一段时间，各银行机构线上业务的服务替代率平均水平达到96%。
在实践中，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银行可在有效防控风险、准确识别客户身份和开户意愿的前提下，探索综合运用远程视频、人脸识别、电子证照、企业信息联网核查和大数据分析等安全有效方式，通过电子渠道为单位办理开户、变更等账户业务。但疫情结束后，银行仍需及时联系客户补齐相关手续。由此来看，虽然许多政策属于短期措施，但却为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压力测试”和实验场景。
疫情结束后，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相信金融科技将迎来更多创新空间。可以预计，在长期趋势与短期疫情的影响下，开放式金融、金融数字化、金融科技等将成为金融行业未来几年改革与发展的“主题词”。
当然，从长远来看，疫情只是推动金融科技演进的“催化剂”之一，在促进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许多难点，需要通过机制、理念优化来有效应对。
一是如何构建支持金融科技与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协调机制。如当前热议的“开放银行”，核心在于把银行的核心能力与数字化时代的开放协作有效结合，代表了数字化转型的高级阶段。但是其在实践中能否成功，关键还是在于自上而下的监管规则能否适应和支持，更取决于不同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
二是如何实施差异化的金融科技发展策略。机构数字化转型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并不能作为金融业的普遍运动，尤其在我国，金融机构所处区域、自身特征、主要优势与短板千差万别，大机构、中等机构、小机构的发展路径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机构需要清醒认识自己在数字化大潮中的定位和目标，有时反而需要降低预期，先转变理念、做好管理、巩固既有业务优势。
三是如何确定机构内部持续推动的动力机制。长期以来，在走向信息化、数字化的转型中，机构内部始终面临不同部门、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关系，有时能够提高最终竞争效率，有时则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阻碍。向开放金融转型不能只靠目标和理想，还需要真正从内部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相容的机制。
四是如何避免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被滥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凡是被滥用的改革与创新，最终效果往往会南辕北辙。开放金融转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也并不能“包治百病”，更需要理性看待和把握。同时，也不应该把现有金融机构遇到的问题、改革的选择，都套到数字化转型身上。
（本文发表于《英大金融》2020年第4期）
本文已标注来源和出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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