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小川：金融开放有助于提升效率和竞争力
【EFEC导读】周小川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起步很早，过往已经做了好几轮准备，如果不是碰到19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步伐会迈得更大更快。
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3月29日在海南落下帷幕。今年的博鳌论坛上，释放了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重要信息。
去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进入2019年，中国政策制定者在多个场合强调，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更是重中之重。在论坛期间，第一财经《首席对策》独家专访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周小川对记者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起步很早，过往已经做了好几轮准备，如果不是碰到19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步伐会迈得更大更快。
今年3月初，周小川就在英国中国商会与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联合举办的“破冰者”专题讲座上表示，“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巨大红利，所以无论我们听到了什么声音，都不会改变改革的方向。”今年2月，英国中央银行业务出版社（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宣布周小川获得了2019年终身成就奖，称其在中国央行实施改革和带领央行度过关键时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融开放有助提升效率和竞争力
今年博鳌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周小川也表示，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比较全面、综合的论坛，以经济议题为主，聚焦亚洲也面向全球。今年现场有50多场专题讨论，很受欢迎。
从博鳌论坛的传统经验来看，开幕式上的领导人讲话历来是最大的亮点。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所有与会者都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中国面临哪些新挑战，有什么新问题需要解决，中国政府今年有哪些新政策。
他称，博鳌论坛在“两会”之后召开，中国继续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备受关注。
近期，中国金融开放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3月24日，北京银行与ING银行拟设首家外资控股合资银行，外资持股51%；在随后的3月29日，摩根大通和野村证券正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在中国建立全新的、由上述两家外资券商控股以及为实际控制人的证券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过去两年来，如贝莱德、先锋、富达、路博曼、桥水、英仕曼等众多国际一线资管巨头也纷纷到中国境内开设外商独资企业（WOFE）、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PFM）并发行了投资于中国股、债市场的私募证券基金。随着MSCI、彭博这两大国际股、债指数纳入中国A股和债市，外资更是加速涌入中国市场。
周小川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起步很早，过往已经做了好几轮准备，如果不是碰到19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步伐会迈得更大更快。他也从三方面对金融开放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首先，在他看来，金融业总体而言是一个竞争性服务行业，金融业开放有助于提高效率，竞争会带来诸多益处，例如推动机构提供更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其次，他也认为，从市场占有率等数据来看，目前中国金融业开放水平并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开放水平低。中国金融市场巨大，前面几轮开放后进来的外资机构虽然深耕中国市场，但迄今为止市场占有率依旧不高。进一步扩大开放，也不会大幅影响和改变国内金融机构的市场占有率和业务范围。“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在走向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对中国金融机构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他表示。
第三，合资银行放开外资持股限制是重要举措。周小川称，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引入外资银行，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和分行。“后来，我们区分了分行和子行（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可以设立百分之百控股的子行。类似汇丰银行的分行和子行，很早就设立了。此前对外资银行唯一的限制，就是参股中资银行的股份上限。现在，这个上限比例也打开了，这次是51%，下次也可能有60%、75%的情况，持股比例就不再受限制了。”
“既然（之前的百分之百控股的子行和分行）都允许，那么如今控股51%，应该不是问题。”周小川对第一财经表示。他认为，这释放了中国金融开放的重大决心，也是重大的进展，随着这个领域进一步推进开放，合资银行将有更多案例，会使外界对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更有信心。
区分金融业市场准入和资本项目开放
目前，各界对金融开放的必要性和益处达成共识，不过当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曾出现重大金融风险，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教训？金融开放中如何预防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对此，周小川强调，金融机构准入方面的扩大对外开放，以及金融市场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这两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而开放是否引发宏观风险，则主要对应宏观政策框架和改革是否到位的问题。
他称，事实上，梳理全球经济体的金融开放案例，没有开放的部分，往往是行业内部实行的标准不高，没有向更高的竞争力和国际水平看齐，这样就容易出现一些落后现象，例如业务品种单一、财务会计标准不高、竞争力不强、风险管理能力弱，等等，反而更容易出现风险。就这一点而言，金融开放有助于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提升竞争力。
在他看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则是另一个概念，诸如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和步骤、汇率制度的安排，等等，这对应着另外的一组考量，即宏观政策框架。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风险的引发因素有些是国内的宏观脆弱问题，有些是外部冲击因素，这类宏观风险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不开放的国家都会面临，“不管在什么时候都需要管理好宏观经济（风险）”，他称。
事实上，防范宏观金融风险对各国都具有挑战性，即便是发达国家也经常在宏观上出问题。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在欧洲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都是深刻的例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不见得谁比谁做得好”，周小川强调。不过，他也指出，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和金融市场条件存在异质性，具体面临的宏观金融风险也会有所不同。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当前的“确定性”
经历了冲击不断的2018年，2019年的不确定性似乎并未减少。多家主流国际组织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技术革命正在带来颠覆性挑战、贸易摩擦仍存、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也充满变数，似乎“不确定性”成了2019年和未来的主基调。
“所谓不确定，贸易摩擦进展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不仅是中美，而且是全球关注的不确定性。此外还会有其他因素，诸如地缘政治等等。”周小川称。
但他也从不确定性中看到了确定性。例如，“科技发展肯定是正面的，”他表示。不过，未来科技的发展速度并不可预测，何种重大技术在何时会出现重大突破，从而对潜在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提升作用，目前来看并不能充分预知。
其次，中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偏低，中国服务业在未来会长足发展，这也是确定的。“服务业大发展需要一系列政策体制的支持，这方面的改革肯定会向前推进，这也是确定的。”周小川称。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储蓄率，“未来储蓄率会逐渐下降，消费对整个经济的推动会越来越大，这也是确定的。”他提及。
在拨开迷雾后，中国的“确定性”跃然纸上——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练好内功、加速国内经济转型升级。
周小川3月初在英国的上述讲座上就提及，“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巨大红利，所以无论我们听到了什么声音，都不会改变改革的方向。”在他看来，40年改革开放政策引入了市场经济概念，中国也在探索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寻求转型的更佳方式，过渡期间也出现了很多挑战。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人均GDP大幅增长。
尽管中国尚有诸多改革事项未完成，且保护主义不断在全球抬头，但周小川始终对持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表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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