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链长企业为引领推进中国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历史交汇期，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影响的背景下，国家把产业链现代化和供应链安全问题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此外，近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均对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推动现代产业链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产业链协同创新尤其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这是从国家层面围绕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发展对大企业、龙头企业提出的任务要求，为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政策依据。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在建设现代产业链和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新定位，也是新时期对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要求链长企业站在国家安全、技术前沿和产业发展的高度，发挥链长企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助推保障现代产业链安全、夯实产业链基础、壮大新兴产业链、加强共性技术供给、推动产业整体性转型、保障国民经济稳定、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等目标的实现，是中央企业发挥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具体体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逆全球化”趋势凸显，美国对华政策从“小院高墙”到“全场打击”转变，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国家间创新体系的竞争，各国纷纷表现出政府深度干预产业竞争的取向。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仍然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复杂装备和基础软件等对外依存度较高，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可靠性、稳定性、耐用性和一致性亟待提升，产业链完整性、自主性、稳定性和可控性存在较高风险。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或核心零部件封锁对中国战略必争领域的核心能力突破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形成更加有效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成为中国应对部分国家科技打压和产业抑制、提升自身产业链安全和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路径。事实上，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制造业国家在其产业变革和制度试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与其基本制度和民族文化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产业链协同模式，这些模式为中国依托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参照，但由于产业链协同嵌入一国的制度基础之中，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链协同模式，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构建与大国地位相适配的现代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然而，与国家关于通过产业链链长体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战略要求相比，与企业促进产业链协同的实践探索相比，国内的产业链链长理论研究还十分滞后。目前学术界有关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通过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理论机制，现有研究仍不成熟，少数文献主要探讨链长与链主的区别（余东华和李云汉，2021）、地方链长制产业政策（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国有企业承担现代产业链链长的职能（李政和王思霓，2021）等。总体看，既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缺陷：

然而，只有构建起以链长制为核心的产业链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才能更有效地制定和实施产业链链长政策。

本文在分析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探讨中央企业作为产业链链长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途径，进而提出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政策建议。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主动打造产业链链长，是中央企业促进产业链协同、应对全球竞争的重要探索，是中央企业战略使命与国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央企业的制度特征、使命特征和资源特征则为其打造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治理、资源和能力基础。

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基石和重要构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不断推动本国利益至上的“逆全球化”，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和产业抑制日益强化，中国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需探索参与全球竞争的新模式，而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为其以链长角色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变局下的全球竞争新情景，迫切需要中央企业主动作为，以应对国际竞争的新风险和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加速和影响深化，全球力量格局出现新变化，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起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新环境下保持和提升竞争力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成为当前中国产业政策的焦点。中央企业多处于战略必争领域，首当其冲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为此，准确认识外部环境变化，主动作为，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有利地位，是中央企业的战略使命。利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时机，发挥链长的“出海”优势，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魏后凯等，2020），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有效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嵌入全球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对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蔡昉等，2020）。

个别发达工业国家不断强化政府对产业链的干预，要求中央企业在国家战略指引下主动担当，确保国家产业链安全

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全球大循环下，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企业逐渐成为能够主导产业链资源配置方向的链主企业，它们凭借自身在资本、市场、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和配置资源，促进了各类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从“二战”后全球产业大分工看，这些链主企业通过合约安排、标准制定和技术条件设定等多元手段实现对代工企业的治理和控制（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以此保障其对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然而，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在传统自由贸易规则下已经无法基于自由竞争秩序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崛起和赶超，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政府干预贸易规则和市场竞争，“二战”后全球形成的自由贸易规则受到严峻挑战。为此，各国都在探索促进产业链优化的新模式。

例如，2021年2月24日，美国拜登政府签署了第14017号行政命令，围绕构建弹性、多样化和安全的供应链，提出由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能源部、农业部、交通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等部门协同对产业链风险展开调查，一年后，拜登政府发布了推动供应链安全的评估报告《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一年行动和成就》，而上述七部门也分别发布了6个专项的供应链安全报告（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商务部共同负责ICT领域）。至此，保障供应链安全事项已成为各联邦部门的优先事项，并内化到经济政策体系中，以国家力量强化产业链安全和供应链韧性成为美国的重要经济政策导向。此外，日本在2021年6月出台了《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2021》，对半导体等战略物资集中投资，重建国内生产体系，推行“China+1”政策，即在中国之外补加供应基地（刘湘丽，2021），防范对中国生产体系的过度依赖。日本政府通过补贴政策支持本国企业返回国内投资，或者投资于中国之外的东盟国家。在各国不断强化政府作为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力量的背景下，作为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中央企业，理应担负起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责任，强化其在产业链中的链长功能和地位，践行国家使命。

不断加速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更高的创新风险，中央企业有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数字技术加速拓展所推动的复杂技术集成和产业融合使得技术创新的复杂度不断提高，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创新资源上的“鸿沟”不断变宽、变深，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分化加剧了产业链协同的困难。这就需要拥有更多资源存量和资源冗余、具有更高抗风险能力的市场主体来协同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创新价值的实现和产业的成长。此外，创新尤其是突破式创新往往是由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共同驱动的（Castaldi et al.，2015），多种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组合可能会衍生出多条实现路径，这就需要具有引领能力的主体来主导并强化某种技术路径和商业模式（Orit and James，1998）。中央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引领、需求拉动等方式整合特定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推动产业发展，成为产业生态领导者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载体。

具有雄厚技术实力和市场牵引能力，同时又具有极高社会责任意识的中央企业，是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的独特构成要素。发挥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以中央企业为中心打造产业链链长，保障产业链安全和构建非对称竞争优势，形成区别于西方制造强国又超越其一般模式的产业链协调机制，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产业链治理模式的重要探索。

中央企业是承载国家意志的重要力量，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实现产业主导力的必然要求

从性质和功能定位看，中央企业代表和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党和国家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和主导力量，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排头兵、领头雁。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不仅可以代表国家保障外部冲击下的产业安全，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对产业链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产业发展和升级起到引导作用。

中央企业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实现载体，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践行中央企业使命和响应国家战略意图的重要力量

在遭遇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精准打击下，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解决战略必争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保障产业链创新链安全，而且要解决中国制造业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体系的融合问题（路风和何鹏宇，2021）。中央企业的国有产权属性和企业主体属性使其既能够融入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公共品供给的公共属性，同时又能够以企业主体身份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从而有效发挥中央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国家战略承接载体“双重角色”的独特优势，与产业链上的链核企业（核心能力载体企业）、链环企业（连接产业链的必要环节）和链辅企业（产业链一般性的构成企业）协同发展，真正发挥链长企业对国家战略的有效响应。

中央企业是产业系统和合作网络的核心力量，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打造更有效、更深度合作生产网络的重要形式

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和产业抑制不仅直接剑指高科技领域，更体现在对中国产业自主可控的安全威胁以及将中国排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性产业全球供应链体系之外。通过发挥链长的产业协调和创新协同作用，中央企业作为推动产业链合作融合的主体，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产业链创新链各主体的一致行动，提升产业链总体的凝聚力，保障供应链安全，并通过中央企业引领的“走出去”战略，融入战略性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生产网络。

中央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来源，打造产业链链长是强化国家创新能力和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

中央企业在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高速铁路、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移动通信、北斗导航、国产航母、核电等战略性领域掌握核心研发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将中央企业打造成为产业链链长，通过形成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既有利于发挥中央企业带动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引领作用，同时通过补足产业链短板，也有利于强化中央企业自身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生态优势，提升中央企业在全球的科技竞争位势。

中央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核心环节，特别是掌握了大规模战略性市场，同时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规范的管理机制，其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具有良好的资源和能力基础。

雄厚的物质基础是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资源保障

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需要对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开展技术攻关进行必要的牵引，需要推动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扩散，这些活动都需要中央企业加大资金、设备、人力等方面的投资。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央企业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企业的行业影响力不断增强，具有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物质基础。截至2020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268.5万亿元、负债总额171.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0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94.0万亿元、负债总额62.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19.6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5%。2021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共有143家公司上榜，其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49家，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有33家。中央企业庞大的资产规模和物质基础，为其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

在战略必争领域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关键领域中的主体地位是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前提条件

中央企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是政府影响和干预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从影响力看，随着中央企业不断深化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集中，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交通运输、电信、煤炭等行业占比达80.1%，是中国大规模战略性市场的重要掌握者，中央企业在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近年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布局、实现突破，在实施数字化转型、发展新基建、打造智慧电网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效，这为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实现对行业内各类市场主体的有效协同创造了基本前提。

在战略性产业中居于产业链核心地位是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现实基础

中央企业不仅多处于战略必争领域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而且通常是该领域掌握底层技术和关键集成技术的主体，或者是牵引产业市场机会拓展方向的最终用户，因而在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央企业不仅能够通过市场牵引带动市场主体的一致行动，而且可以发挥国有企业的独特属性，有效联结产业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与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配套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共同推动前沿技术突破、畅通创新链和产业链、保障市场稳定，成为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微观市场政策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政策补充，贯彻党和国家要求，有效破解产业链协同过程中的“失灵问题”。

强大的创新能力是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重要条件

中央企业是中国科研投入、科研产出和产品开发平台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国产替代、破解“卡脖子”技术的主导力量，为保障国家安全奠定了能力基础。中央企业的研发投入约占全国总投入的1/4，拥有的国家级研发平台超过600个，中央企业拥有一大批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拥有雄厚的创新资源和要素，具有整合和协同上下游、关联创新主体的创新网络和产业生态，为自身打造产业链链长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全球化运营能力为中央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创造了条件

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出发，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布局境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与当地的资源互补，强化能力基础（Rugman and Verbeke，2003），获得附着在企业内部的、无形且不可模仿的稀缺资源（Wernerfelt，1984）。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11028户，分布在185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总额达7.6万亿元，全年营业收入5.4万亿元，利润1318.9亿元。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境外业务由侧重能源、矿产资源类开发逐步拓展到拥有核心技术优势的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建设运营等领域。中央企业在关键领域的全球化布局与运营，提升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与调用能力。

为更好地理解产业链链长功能，需要从理论上廓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等基本概念的理论联系和区别。

从内涵看，产业链是一个基于“产业总体”投入产出关系来分析产业效率或竞争力的产业组织概念，反映的是存在着有机关联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相互交织的网络关系。供应链是从“特定的企业”出发来观察和分析企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及其对企业供应链效率影响的管理学概念，聚焦于跨组织的产品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整合，旨在通过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等上下游企业的协调与合作，满足终端客户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Mentzer et al.，2001）。价值链的概念最初由Porter（1985）提出，用于分析研发、制造、营销等价值创造活动（这些活动并非投入产出关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之后随着全球价值链在企业间的分解，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分析价值创造活动分工的概念。创新链的概念最早由Marshall and Vredenburg（1992）提出，是创新网络中用于分析创新过程的一个概念，包含了多个创新参与者相互连接并经历多个阶段产生价值的一体化创新活动过程或结构。

这些概念从不同视角解释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相互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价值链的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分析组织间、产业间以及国家间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并衍生出“价值星系”“价值网络”“价值生态系统”“产业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等概念（Normann and Ramirez，1993；杜义飞和李仕明，2004；Gereffi et al.，2005；金帆，2014）。同时，知识、创新等分析视角的导入，进一步形成了“知识价值链”“创新价值链”等概念（Rayport and Sviokla，1995；Hansen and Birkinshaw，2007）。

产业链是理解产业组织结构的一个视角，其核心是产业链各主体投入产出关系背后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政策语境下，产业链概念不仅涵盖了产业概念所指向的同类企业的产业组织关系，还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经济交易联系，甚至涵盖了大学、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国家实验室等非市场主体间的非经济性活动。产业链概念超越了市场主体间的交易关系，反映了更加广泛的非市场主体和非经济交易性互动（Galaskiewicz，2011），而且这些广泛的主体间竞争合作关系和互动行为模式共同决定了产业链的总体竞争力（吴金明和召昶，2006）。因此，在产业链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链链长，是一个从“企业”视角观察“产业”发展绩效的理论概念，其规范意义不是企业自身的价值最大化，而是通过企业活动驱动产业链整体能力的提升。

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产业链治理作为一种市场主体的协同投资活动，也必然受到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调节。然而，在产业链治理实践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不能完全有效解决产业链治理的问题，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治理失败。

当企业行为具有强外部性时，产业链治理的市场机制存在“激励失败”问题

根据外部性的一般理论，当企业投资活动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或者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存在较大差距时，企业的投资活动就具有强外部性，从而产生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激励扭曲问题（Marshall，1890）。此时需要给企业施加一个类似“庇古税”的外部激励，矫正企业的投资水平和结构，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产业链协同本质上是跨产业、跨组织的多种资源和能力协同的过程，对于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产业链各主体来说，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个体理性最优决策常常偏离产业链群体理性最优决策，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出现市场主体退出博弈的现象。这时就需要对该主体施加一个外部激励，促使其行为向群体理性的均衡结果收敛。为此，经济学家围绕降低经济协同成本给出了一些建议，例如，通过提供有效的价格制度、企业制度、合同制度等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从而激发市场主体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形成基于市场规则的关系合约和互利行为，逐步趋向群体理性均衡（Becker and Murphy，1992）。但也有理论认为，应由政府对产业链中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投资活动予以补贴，诱使企业投资方向和投资水平向着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均衡点收敛，从而以非市场的方式弥补或矫正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败。

产业链各主体的投资决策无法达到集体理性最优，除了上文提到的个体激励因素以外，还可能由于主体间存在价值观差异和信息不对称而造成集体行动的不一致，即“协调失败”

当产业链涉及大量主体时，协调失败尤其容易出现。Koschmann（2016）从沟通的视角解释协调失败，发现其在各类集体性活动中是经常出现的。从历史和现实看，各国都在为推进人类共同发展不断沟通和协作，但在此过程中也伴随着大量的“协调失败”问题，如战争、贸易争端、退出国际协定等。以移动通信产业为例。由于一国移动通信标准的发展既涉及核心技术攻关，又涉及系统设备、核心元器件、终端和仪器仪表等产品的协同开发，还涉及运营商测试网络建设，那么当一个技术标准的培育和产业化涉及大量主体的复杂商业活动时，如果缺乏能够促使产业链各主体围绕自主标准开展协同研发和产业化的“可置信承诺”，则产业链主体很可能做出不合作的策略选择，从而出现技术标准协调失败。美国移动通信产业从来不缺乏AT&T、摩托罗拉、英特尔这样极具创新力的企业，但由于在3G、4G和5G时代缺乏技术标准协调，完全市场竞争造成美国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协调的市场失败，导致美国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主导权的丧失和产业竞争力的总体衰落。相比之下，3G时代中国自主培育的TD-SCDMA之所以能够实现规模化商用，并成功演进为TD-LTE这一4G国际主流标准，是因为中国技术和产业统一推进体系和科技重大专项有力促进了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协同，形成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弱胜强”的合力。

除了激励失败和协调失败，产业链协同失败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产业链缺乏某些特定的创新主体或创新要素（如共性技术供给主体缺失），这时就出现了“系统失败”

Woolthuis et al.（2005）将系统失败引入技术创新政策研究中，发现基础设施、制度、行为主体交互以及能力是导致创新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对创新至关重要的因素常常是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系统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多个子系统以及各类耦合因素的影响，子系统或者某一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整个创新系统的失败。为此，在打造现代产业链过程中，要从创新系统的视角出发，不仅要解决创新和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基础设施（如装备、材料、核心部件、人才等）供给不足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如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保护等）促进产业网络中各类主体（如企业、科研院所、政府、客户等）的有效交互，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各类主体的能力，以促进产业链总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结构性政策解决产业链的激励失败问题，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或提供可置信的市场承诺促使产业链主体采取一致行动，也可以通过供给特定的创新主体或制度解决系统失败，但是政府在解决这些市场缺陷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政府自身的失败，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低下

政府产业政策或者产业协调失败的主要原因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因此，市场端出现的激励失败、协调失败和系统失败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有效的制度设计一定是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等各种成本收益的综合权衡。而中央企业协调，既非完全市场机制，也非完全的行政机制，在特定情境下相对于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具有比较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具有互补性，是实现产业链协同的第三种治理机制。

产业链协同是产业链上相关利益主体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动的一种激励相容状态，产业链治理则是实现产业链协同的一种制度安排，产业链协同是产业链治理的结果和目标。理由上看，产业链链长所承担的产业链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见表1）。

表1 产业链治理视角下的产业链链长功能

激励功能，即对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提供激励来促进产业链协同

当企业特定的投资活动（如产业基础件的投资周期长、技术复杂度高、回报低）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时，市场本身的价格补偿往往无法激励企业形成最优的投资水平，而政府由于缺乏对产业和技术的深刻理解又无法提供有效的补贴，这时产业链链长企业就能够提供供应链金融或者订单等来激励上游企业开展特定的研发和投资，起到产业牵引作用。

协调功能，即对产业链中的各类主体予以有效协调来促进产业链协同

当产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取决于产业链上的大部分或所有企业能否采取一致行动时（如移动通信产业竞争力取决于一国市场主体能否围绕本国技术标准进行集体的专用性投资），价格信号和行政命令都不能推动市场主体做出相互配合的一致行动，而产业链链长企业则可以通过技术路线选择、测试平台建设、订单牵引等措施促使产业链各类市场主体做出战略互补的行动。

公共品供给功能，即通过提供产业链共同需要的公共品弥补创新体系或产业生态短板

纯粹的价格机制无法激励企业提供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品（如共性技术），而政府直接供给公共品的效率又往往较低，这时链长企业如果能够从产业链利益最大化出发，通过推动共性技术联盟或者直接投资建设共性技术研发机构（Freeman，2002），就可以相对有效地解决产业链公共品供给不足或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

发挥兼具贯彻国家战略意志和追求经济效益的二元功能优势，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更好地贯彻国家战略要求，相对有效地解决政府失败问题

相对于政府部门，中央企业具有更加专业的技术能力和更加充分的市场信息，因而是牵引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效率更高的主体；与此同时，作为市场主体，其又能够合规合理参与WTO等多边规则下的国际经贸活动，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需要强调的是，中央企业不能孤立地发挥产业链链长功能，中央企业产业链链长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有序协同和支持。地方国有企业要立足国家产业链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和链长企业的总体部署，主动融入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充分发挥自身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的优势，整合调动地方资源，共同响应国家战略需求。而大量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作为产业生态中最活跃的力量，需要发挥自身灵活性和创新性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在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等方面不断突破，积极打造“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成为保持产业链韧性、维系产业安全的重要主体。

中央企业作为介于政府直接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第三种治理机制，可以从产业链治理中的特定“失败”问题及其背后的理论机理出发，明确并落实中国情境下有效解决不同“失败”问题的具体途径，由此承担起产业链链长功能。针对激励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带动基础软硬件突破、协同供应链稳产稳供等途径，在承担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市场激励或金融激励，提升全产业链主体从事高“外部性”活动的激励水平，从而保障产业链在“卡脖子”技术、基础软硬件、战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给等方面的安全水平。针对协调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强化战略性需求牵引、统筹产业链国际化等途径，对内创造规模化创新市场、牵引新兴产业链发展壮大，对外整合全产业链国际化力量、带动上下游生产和服务企业一揽子“走出去”，从而推动产业链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提升。针对系统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牵头建设高水平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立健全产业共性技术扩散应用机制等途径，弥补当前中国创新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缺失，提高公共创新供给水平和扩散速度。针对政府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发挥自身相较于政府机构的产业能力优势和信息优势，通过驱动产业整体性转型，推广适合中国情境的新模式、新应用、新机制，从而打造高质量产业共同体和现代产业集群。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企业所处行业的技术创新特点和产业组织特点不同，对于产业链治理是否面临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问题，以及各类问题的强度和实际表现形式，相互间存在较大差异。在面对差异化的产业链治理失败问题时，链长企业应结合所在行业治理失败的关键问题和企业自身的协同能力基础，从特定的失败问题出发，确认自身实现链长功能的具体有效途径。本文对选取的5家典型企业进行了调研。调研表明，由于产业链治理主要问题不同，各企业实际承担的功能和实现途径各有偏重（见表2）。

表2 链长企业基于产业特点和自身能力特点的功能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