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长任命”看金融人事“新逻辑”
【EFEC导读】现在，银行高管仍严重缺位，中行行长尚未定论，进出口银行又空缺了行长，工行等大行尚缺多位副行长，交行的董事长和邮储银行的行长仍待明确……
9月23日，空缺一年之久的农行行长终于“名花有主”，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张青松走马上任，爆了个冷门。
近年行长的任命思路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升迁逻辑上貌似出现了混乱，但实际上，在纷繁复杂的任命书背后，仍可清晰看出内在的用人思路与逻辑，确实与过去不同，而是进入了“新常态”。
01 由正职到正职
此次张青松由进出口银行行长位置上就任农行行长，属于平级调动，也是正职到正职的调动，尽管其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仅一年。而三年之前，他还是中国银行支付清算部总经理，在行长的位置上资历尚浅。
行长资历浅，并不妨碍其执掌22万亿资产的农业银行，原因是由正职到正职，这样的任命逻辑日渐清晰。
此次任命之前，业界一度传出多个人选，包括老农行、现任中国光大集团监事长朱洪波，但最终没有传言成真。
由行长到行长，由董事长到董事长，或者由行长升任董事长，这样的任命已经变成常规动作。
而由副行长提升行长，则属个案，要在第二个层次的逻辑思路上考虑。
尽管监事长也是正职，属三家马车之一，但监事长转成行长或者董事长的案例不属常态，近年只有零星案例，一般是大机构的监事长到略小的机构出任行长或者董事长，像工行监事长钱文辉出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交通银行监事长宋曙光出任中国信保董事长等。
此前，工行董事长易会满离职形成的空缺，由中行董事长陈四清接任；中行行长刘连舸接任董事长，也是遵循正职到正职的逻辑。
当然，这条逻辑也有例外，同为国有大行的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调任交通银行出任副行长，而交行的资产规模还略小于邮储。
现任工行行长谷澍的升迁逻辑在现在看来也并不常见。他由工行副行长直接升任行长，而且他一直在工行系统工作，还一度从工行董秘位置上出任工行山东分行行长。
02 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交流频繁
此次张青松就任农行行长，也再次证明了一个趋势——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高管的人事交流更加频繁。
张青松在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之间已经两度跨越——2016年7月由中行副行长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而现在又“归去来兮”，再次回归国有商业银行。
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两年时间内已经输送了两位国有大行的行长，成为金融高管的“福地”。
除了此次张青松，2018年6月，刘连舸从进出口银行行长位置上出任中国银行行长，一年之后接任中行董事长。
2018年9月农行行长赵欢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2018年1月工行监事长钱文挥出任农发行行长，则表明这两类银行机构的藩篱早已不复存在。
更早的案例是，交行董事长胡怀邦出任国开行董事长，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出任农行董事长。
现在国有大行的副手也有不少在政策性银行有过经历，像农行现任副行长蔡东，就曾担任国开行副行长；交行新任副行长殷久勇，曾任农发行副行长。
03 小行与大行频繁互调
银行之间规模有差异，同为四大国有银行，工行体量最大（27万亿），其次是建行（23万亿）、农行（22万亿）和中行（21万亿）。
人事任命还有一条常规的明显逻辑，就是由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通常像资产规模大的银行输送人才。
工行是“宇宙行”，其董事长也最为显得“位高权重”，比如，中行董事长陈四清出任工行董事长，就显得是受到“重用”。
2017年7月，中行董事长田国立出任建行董事长，也与此情况类似。
有意思的是，证监会主席大多从国有大行董事长中产生，这是由副部到正部的一次飞跃，但这并不是按四大行资产排序而提拔的。
随着今年工行董事长易会满出任新一任证监会主席，四大行都产生过证监会主席。
“小行”中，光大银行是金融高管的福地。
2016年1月，张金良从中行副行长位置上调任光大集团担任光大银行行长，两年之后又调任中国邮政集团，出任邮储银行董事长，正式掌舵中国第五大国有银行。
而张金良在光大银行的前任赵欢，由建行副行长出任光大银行行长，两年后出任农行行长，再过两年担任国开行董事长。
而与光大银行类似的中信银行，则没有为大行输送更多人才。
从十几年前的行长窦建中，历经陈小宪、朱小黄，大多止步于这个职位，而刚辞任中信银行行长仅半年的孙德顺，则在今年9月中旬“失联”。
04 金融副省长加剧高管稀缺
银行行长稀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副省长不断上任。9月中旬，随着工行副行长谭炯赴任贵州，工行副行长仅剩一人。
据统计，现有13名金融副省长（含省政府党组成员），其中，天津市副市长康义、山东省副省长刘强、江苏省副省长王江、四川省副省长李云泽、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辽宁省副省长张立林、山西省政府党组成员吴伟、贵州省政府党组成员谭炯等8名都是从国有大行副行长任上调任。
国有大行走出8位副行长，使本来就稀缺的银行高管显得更加稀少。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走出的副行长，大多是“异地”提拔，即由一家银行的中层提拔为另一家银行的副行长。
以此次谭炯为例，他就是在中行广东分行行长的位置上被提拔到工行副行长，这种“异地”提拔已成为大多数金融副省长的常规路线。
现在，银行高管仍严重缺位，中行行长尚未定论，进出口银行又空缺了行长，工行等大行尚缺多位副行长，交行的董事长和邮储银行的行长仍待明确……新的任命也将继续验证着金融人事的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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